上海高考延期至7月7日至9日举行 [2022-05-07]

其中，1982年《宪法》第68条第1款第一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尤其如此：委员长有义务遵循上述目的而经常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25]又如研读宪法条文的规定，《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161-163条列举的共和国议会的职责达28项。1793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在宪法史上第一次直接规定了长代议会期。

此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躬行代议制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如谢觉哉。代议机关总是开会，的确要占用行政官员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并不必定导致他们不思政务只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特权以及施政的权力。修宪原意如何表达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修宪原意的实现。君主制下，行政行为服务于君主制，维护君主的权力，所以它排斥代议机关的监控。[1]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过短，影响议决质量和人大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并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每次会议议决各项议题所需时间，建议大幅拉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

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仿效此前北美各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没有明确国会每次会期的天数。其次，洛克认定立法可以短期内完成。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实施和实现两个方面的动态价值取向。

前者是指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程序规则，如上级对下级进行命令指示的规则、下级对上级进行请示汇报的 规则等。行政法学理论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叫正当预期，[16]其 基本涵义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的走向，对自己所能获取的行政法上的权利有一个基本准确的价值测定，这个价值测定并不仅仅反映在当 下的权利与义务之中，而主要反映在未来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因此，只有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法律价值才能凸显。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正当命题。

其原因之二是我国行政实在法往往把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实体 合法放在不同的法律条款中，没有揭示二者的逻辑关系。以上关于合法性 的解释都是有道理的，它们反映了合法性的不同层面的含义。

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使其形式方面合乎一定标准，进而赋予其实质合法的意义。否则，如此理解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其内涵就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性最 终会制约行政法治的进程。因此，程序公正的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的起码要求，是现代行政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澄清行政行为程序与行政主体的关 系，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内涵和实质便无从框定。

在一些程序至上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法律程序无论在哪个部门法中都被置于实体法之上，有时实体上的正确性就被程 序上的不当性完全推翻，甚至在刑事法律中也是如此。在笔者看来，具体行政行为最为基本的功能是国家政权系统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 和控制的法律方式。事实上，任何具体行政 行为离开了这两个方面都无法存在也无法作出深入分析。第四，程序立法与实体立法等比性进路。

第一，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 刚性要件。我国法近年来设置了一系列仅仅归于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这些程序权利大多与一些具体的实体权利相关。

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相比，其实施的敏感性要强烈得多。这些问题并 没有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表层得到体现，而其作为一个深层的东西必须由国家予以正确应对，回归到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本质层面上探讨，上述问题才有可能有一个答案。

此种偏向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占主流地位。在法律上，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 是对应言之的，如对于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是行政行为中设定的权利与义务，所享有的程序权利则是能够介入该行政行为的程序， 以及对该行政行为内容影响的程度。行政主体享有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行政紧急处置权，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在目前的行政法制 度中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前些年社会公众 所要求的执法承诺就是在这种担忧下形成的。第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行为性能上的规范 性。二则，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要求行政主体 对行政相对人所施加的任何一种行为方式都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则，行政主体在程序规则的约束之下并无太大的选择余地。

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质层面的考察同样应当从这一 原理出发。依罗尔斯的理论，程序并不单单是附属于实体的、不能独立的，其具有独立价值。

该论从行政法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这一行政法理念出发，认为 行政法存在的前提是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中央 层面的行政立法为例，国务院的部委以及直属机构制定的行政实体法的总量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行政实体法的总量要多许多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这可以说是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一个里程碑。对于后者而言，要求具体 行政行为合理就是比较典型的，因为在行政行为合理与否的判定中，标准常常可以因时间、地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这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样本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职权交换中，内部行政程序便起重要作用。进一步讲，行政主体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法中的一个绝对命题，行政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则是一个相对命题，行 政机关若能有效行使自由裁量权，任何行政法上的控制就是多余的，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不要过多地设置程序规则。此一合理性决定了具体行政行为现象的合理性。这便导致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 因内部行政程序违法而使行政行为存在瑕疵的情形大量出现。

不过这个层面的法律制度化只是行政权的内部法制化。反过来，在行政实体立法中多给行政相对人权利，而在行政程序立法中尽可能地紧缩行政相对人的选择范围。

我国行政权行使中的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紧急处置等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有强力作用的行政方式都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体现出来。显然，在这个程序规则中行政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笔者看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单维度规制，所谓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单维度规制是指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制只体现在一个单一的 范畴之中，是对行政行为错综复杂的方面中某一方面的规制。然而，上述方面有关将行政权纳入法制的情形只反映了行政权法治化的部分内涵，若以现代法治理念论之是不 够的。

[13]上述方面表明，将行政权纳入法制化并不是新近的事情。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作为行政过程有序性的理解不能仅从行政行为当事人状况出发，而是要将具体行政行为放在一个机制之中，即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所体现的是行为过程的有序化，是一种机制的有序化。进而论之，具体行政行为是法律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延伸， 一些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权利与义务和法律设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一致。将上述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便能够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法律价值作出下列概括。

[12]在 行政权的行使中，法律留给了行政系统以及行政主体非常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行政主体能够对自己的权益进行处置，能够对一个问题的处理作出两种以上的选 择。换言之，具体行政行为怎样体现程序上的合法性，所依据的标准究竟怎样框定，不能选择合法性的前一个层面的涵义，而只能选择 最后一个层面的涵义，就是用一国制定的行政实在法限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

而具体行政行为在作出时属于实施状态，作出以后，其内容仍然需要行政主体进一步的行为，才能使其与行政 相对人和行政管理事态结合。第一，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行为主体上的专属 性。

参见[美]塔玛纳哈：《论法治》，李桂林译，武汉大学 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但在笔者看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牵涉到诸多深层次的行政法问题。